追念那個「知識解放」的年代――悼念我的學長 陳伯璋教授
林安梧
伯璋兄是我台灣師範大學的學長，伯璋兄是師大教育學系六十級，我是師大國文學系六十八級。七十年代，我在台師大讀大學本科時，他已經在台灣師大讀研究生，乃至博士。這段期間與伯璋兄並無多少來往。那時，我除了該修的教育學分外，還修讀了歐陽教老師的「教育哲學」，記得從教育系的同學，聽說他們有個年青講師，很有批判性，他的名字叫陳伯璋。
八十年代，我服完兵役，到台灣大學哲學系讀碩士班，修讀林正弘、郭博文兩位先生的課，在課上見到了陳伯璋。幾次在文學院的長廊上與他有較深切的談話，他邀請我參加他的讀書會，我直覺他清晰、犀利，頗富批判力。我當時（1982）剛在《鵝湖》發表了《論歷史主義與歷史定論主義－波柏爾「歷史定論主義的窮困」讀後》，對Karl Popper用了些功夫，我當時直覺的是伯璋兄也是這派思路，自由主義的途徑，重視個體性、多元性，強調自由意志、主體性，注重改革的具體性、實存性，關注的是改革的點滴工程。在知識論上，重視的是一演化性的途徑（an evolutionary approach），而不主張革命性的捷徑。
七十年代中到八十年代，乃至九十年代，是台灣極有動能的年代，充滿著活力，經濟蓬勃、社會振奮、政治解嚴、人文勃興、宗教變革，可以說處處生機。我們真的可以說是躬逢其盛。台灣師大的學生，特別是文科與教育，可以說是集全國最優秀的人才，學校的刊物：如《師鐸》、《師大校刊》、《崑崙》、《文風》，學生們的知識力、創造力，不斷地在拔昇中，不斷地觸動著解嚴的神經，繼續耕耘著具體而實存的本土。我大二時擔任國文學會會長，創辦了「生命哲學講座」，講座幾乎場場爆滿。教育系的《崑崙》雜誌是師大最有思想的刊物，當時在上面發表文章的大學本科生或研究生，後來要不是成了大學教授，就成了重要的知識改革者、學問創造者。當然教育系的伯璋兄，歷史系的黃克武、王明珂，國文系的我都參與於其中，也發表了文章，美術系的林磐聳還為我們畫了插畫。
當時，台灣開始走向本土，但卻胸懷中國，並且放眼世界。那時很是風行校園民歌，我們唱完了《美麗島》，又唱了《少年中國》，美麗島與少年中國是不可分的整體，至少它們是一個連續體，不是斷裂的。那時沒有統獨問題，只有民主與威權的問題。那時說的本土，「本」說的是華夏道統，「土」說的是台灣鄉土，台灣鄉土是華夏道統的寄寓之地，華夏道統是台灣鄉土的永恆家鄉。本土、本土，有本有土，「本」有天命、有道統，「土」有家園、有土地，這才是「真本土」。我記得清朝的巡台御史沈葆楨題延平郡王祠的那副對聯，一直被傳頌著，聯曰：
「開萬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遺民世界，
極一生無可如何之遇缺憾還諸天地是創格完人。」
凡是到台南，除了去孔廟，一定會去延平郡王祠，自然就會拍下這副對聯，並且買下他的拓印本。這對聯訴說著，台灣之為華夏文化的遺民世界，這是開萬古得未曾有之奇，它是上蒼所留給我們的，也真感恩先住民與我們齊心協力的開發。鄭成功雖然抗清失敗了，但文化道統的命脈卻留下來了，雖有缺憾，華夏之天命仍在，足以做為創格完人也。台灣自此以來，華夏民族居於此，就「承天命、繼道統、立人倫、傳斯文」，至乎今日，中間雖然經過了清治、日據，但斯土斯民，還是華夏文明本土之地也。這就是台灣的聖賢文教傳統，他當然也是台灣的本土傳統。這與後來被異化了、被扭曲了的本土不同，一些惟政治權力思考而無見識者，他們棄天命、斷道統，想以土為本，而卻扭曲了本土的真義，本去而土崩，很是可惜。
八零九零年代，《龍的傳人》傳唱全台灣，乃至全華人世界，這時的台灣沒有統獨問題，沒有所謂國族的認同問題，只有政治民主化、社會合理化的孜孜努力。知識界很清楚的是，我們正在參與極為重要而踏實的「民主運動」（democratic movement），但明白的這不是「國族運動」（Nationalistic movement）。這是理性的解放運動，是生命的自由意志的解放運動；不是生命情氣的解放運動，更不是集體主義的族群分裂運動。生命理智而剛健，胸懷華夏，包羅古今，放眼世界，有著高卓而神聖的理想主義意味。那時的台灣是亞洲四小龍，最有文化、最有精神的地方。我們都相信台灣應該作為全世界華人歷史的回顧者、前瞻者、參與者與領航者。
台灣的不幸，就在於到了九零年代中葉以後，特別是一九九九，二零零零年後，這裡有了一個大的翻轉，這翻轉讓台灣墮入嚴重的無明之中。原先理性的解放運動、生命自由意志的解放運動，轉成了生命情氣的爆發，集體主義式的國族運動，進而轉成了種族主義式的分裂。歷史無明的業力操弄著台灣，台灣真的把自己從所謂的威權中拔拖出來，但卻陷入另一新類型的威權之中。原來的舊威權夾雜著神聖、道德，新的威權則建立在打倒原先的舊威權，結果打倒的卻是神聖與道德，反而豎立了一虛無主義般的威權。如此一來，虛矯的國族主義（nationalism）運動澎湃於其上，散開紛亂的虛無主義（nihilism）運動湧動於下，入於筋骨、侵入骨髓，魂魄難守，這失喪的人們失去了真正的精神家園，成了無根的存在，陷入嚴重的意義危機之中。
伯璋兄所處的年代，正是台灣知識解放的年代，也是民主革新的年代，充滿著生機活力，以他在教育理論與實踐上的優秀，自然要參與其中的。他雖然在行政職務上，一步步地望上爬昇，但他走的卻是一條具體落實而接地氣的路子，在哲學上他不只有著歐陸哲學人文的風景，也有著英美分析哲學的犀利，我們就一起在林正弘老師的課上討論過卡爾‧波伯爾（Karl Popper）。不只如此，他又存在而真實的探索自己，並成為佛教皈依的信者，深入佛學，結合人文，仔細分析、精於批判，又能包容多元，理解差異，主張勤耕教育基層。近些年來，常在曾國俊先生主持的道禾學園見面，幾次在道禾教育研究院的諮議會上，他的發言往往就是整個會議中的定盤針。年青時候的批判性犀利，轉成了寧靜的清明穩健，從容而溫潤。
台灣到了九零年代末期，遇上了政治亂流，認同紛雜，進到廿一世紀以後，更是經濟停滯、藍綠對決，人們陷入嚴重的心靈意識危機之中。伯璋兄卻是胸有成竹的，雖說是胸有成竹，他是一位真誠思考的人，因之是穩健而清明的，但面對這歷史的業力卻怎麼都免不了深深的憂心。任憑您有多大的多元與創新的思維，但大的環境，潛在環境已然如此，我們用了再多的教育美學，引領著學生去深刻的體驗，但教育理念卻很難在神魂俱喪的身心上產生作用的。伯璋兄猶然奮力前往，他參與了許多極為接壤地氣的教育創造，他邀約了許多另類學校、特色學校和創擬學校的教育工作者，分享他的教育理念與實踐心得，尋求教育生根、再造教育美學的可能。
伯璋兄，深於理論、長於實踐，多元而包容，自由而寬闊，犀利而清明，能接地氣，也能通天道，入於身心，發為行動，門人同道，以「寧靜致遠：教育者之師」尊之。
五月十四日，我驚聞伯璋兄仙逝消息，很是震驚，寫了篇祭弔文
《慟悼 陳伯璋先生》，錄之如下：
慟兮痛矣，慟兮痛矣！驚聞噩耗，震驚難已！
撫今追昔，三十年餘，往事歷歷，似昨猶記。
台大文學院的長廊對話，餘音不已！
師大教育學院的邂逅聊天，忻悅何極！
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會談，常懷心地！
而今而今，而今而今！已矣！已矣！
何可已耶！何可已耶！不可已也！不可已也！
兄台志業，播及四域。眾多子弟，繩繩繼繼！
生生之德，永不止息！
慟悼兮難已！慟悼兮難已！
伯璋吾兄！伯璋吾兄！
一路好行！一路好行！
虔誠祝禱，虔誠祝禱！
弟 林安梧 泣叩 於 2018年5月14日
（作者：林安梧，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榮休教授，曾任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任、慈濟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、元亨書院院長等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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